戴震主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但是这本书今天我没找到，我今天把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老师的《戴震哲学研究》拿来了，我对戴震的评价非常高。
但是，郑注也只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解释，而丝毫不涉及三代之法相变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在经传中，有一些表达法上之道的记录，汉世今文经学一般依靠这些表述，发明百世所同之法。
无论是王弼、皇侃还是朱熹，都看到了这一点。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录《王制》者，记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而且，郑玄有以《周礼》为本，注解三礼，并以礼笺诗、解群经，使群经都以礼为基础，由此，把经学理解为圣人之法，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圣人所制作之礼。…君子之于礼也，有所竭情尽慎，致其敬而诚若，有美而文而诚若。
古文经学以经为圣人之法的集合，圣人与圣人之法皆多元化，圣人不再是超越时空的圣人，而是历史中的圣人，经书中的圣人之法亦因之不再是超时空的常道，而是时空中的经验。何晏《集解》解此章云：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如果我们透过意识形态的制约，反过来看梁漱溟的论述是否与其一贯的逻辑线索相一致，也就是说，伦理本位和以他人为重的态度，是其论证社会主义运动的合理性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本的重要理由。
(2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8页。⑨他说印度文化未来必然会成为人类的选择。其次，我又对马列主义太欠研究，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2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97页。
他说：二十七年我亦还不认识理性，同意克鲁泡特金道德出于本能之说，而不同意罗素本能、理智、灵性之分法。中国的秩序则是由多数人造成，并由多数人所维持，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磋商获得共识。
我估料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没有结果的，居然有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下文将依梁漱溟不同时期对理性的阐述，来观察其观念与行为之间的曲折关系。②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9页。⑧具体地说，在物质生活上，以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享受从容。
(56)他在该文中甚至说，阶级斗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民族自救固然是梁漱溟的切己追求，但是否应该为了国家的存亡而视民族固有精神如尘土，这或许是许多志士仁人所无暇顾及的，却是梁漱溟苦心孤诣于理性概念的深层诉求。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专题的分析阐述，在此不赘。虽然当时的批评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不过，将梁漱溟的理性和直觉之间的转变与他的社会政治构想结合起来，基本上符合梁漱溟的思想转化历程。
而理性则离好恶即无可见。①我们知道，现代哲学中的理性(rationality)概念是由西方传人的，在其丰富的含义中包含有人类独特的思考力(与本能相比)，或者与信仰对应的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通过思考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
比如中国文化，在理智生活还没有完全发达的时候，就已经转入直觉，属于文化的早熟，科学发展不出来，这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失败，却符合未来的发展方向。(79)在这篇写于1982年的文章中，梁漱溟认为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看重和制造阶级斗争的做法都是无风起浪。
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通过理性概念，他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表述更为集中和精炼。在人与人之间正要以融和忘我的感情取代了分别计较之心(如所谓‘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有步骤地从小小局部(乡村)入手向着广大国土一步一步前进，从极其简陋的现实向着极其高远的理想一步一步前进(60)。其成功也，盖缘于四面八方演来的世界形势，动向与民族历史夙有储备的各种条件适然汇合而成。(33)在1936年的一个题为《中国社会构造问题》的讲演中，梁漱溟对此有更为简练的表述：社会主义于中国不合——西洋现代的社会主义，也自有它的历史背景，有它的来由。1920年和1921年他在北京、济南发表系列讲演，主旨就是从文化的多路向来讨论世界文明的走向，批评陈独秀等人的单向度文明观。
大家过着彼此协作共营的生活，对付自然界事物固必计较利害得失，却不用之于人与人之间。他说：梁漱溟的直觉和理性是完全同一之物，理由包括，在梁漱溟的思想中，(1)理性和直觉一样，都是与理智对立的东西。
他分六点来描述这种新文明：一、新社会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74) 梁漱溟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社会主义革命是需要高度理性的，那么中国人的理性早熟恰好在社会主义阶段发挥其独特的优势。
谁是革命者固然难以确定，然革命的对象亦不甚明了。现在我将指出无产阶级精神既有其高于我们传统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实与此有极大关系。
所以，在梁漱溟看来，礼俗固然是道德意识的外在化，而这种礼俗也有助于道德实践，任何的理想道德，都要通过礼乐活动来呈现。他认为中西差异主要是宗教与信仰上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理性开发之早。因此，他同意分清敌我的斗争策略，并将武装斗争看作是根治农民和知识分子散漫病的良药。……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
4.不存在固定的阶级，反对财富集中(71)。(32)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75页。
在梁漱溟看来，农民所关注的并不只是物质的收益，还在于生活的乐趣，而这样的乐趣的获得要依靠合作和创造，所谓合作就是彼此感情好，而创造更多的是于工作上有自得之乐(34)。因此，即使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当政者还是主张不启兵端。
他说要进行社会革命，必须由少数人来领导方能开展，而这少部分的社会改造者，必须建立起严密的组织，所以党是必需的。物理存于事物，经人考验而来，偏于客观。
在随后的叙述中，梁漱溟并未给出spirit的译法，但他开始批评克鲁泡特金等人将群体意识和美德视为社会本能的做法，而是认为对于群体利益的关注是理性自觉的后果。社会秩序出于理性，靠理性来维持，是正常的。而在社会生活上，中国人也不像西方人，过于强调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而是过着一种热情和互相关心的生活。团体生活的建立要依赖统一中国，建立国权，这样使其秩序可以贯通到全国。
(二)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28)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不通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36页。
在协作共营的新社会生活中，凡相关之两方彼此都要互相以对方为重，自觉者觉此，自律者律此。不同的文化路向，会导引出不同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比如，将原先描述西方文明的向外用力的态度概括为从身体出发，而中国文化向内用力的态度则被概括为从心(理性)出发：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同样他也反对康有为的《大同书》，认为根本没有得到孔子思想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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